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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drid. 2.25.2026.
三個男人擠在Mojave沙漠裡的屋子泡澡看夕陽，閒聊我們要在歐洲哪個城市退休，不知不覺天黑了，我們聊起Paul Harding的小說 Tinkers，聊Fredrik Backman。Ｆ說他想嘗試，寫他回奧蘭多看媽媽和姊姊吃晚餐的失落和日常裡躲不掉的哀傷。他問起我在寫什麼，我講起那個只寫了一章的小說：一個找不到目的的旅人在歐洲漂泊談戀愛的過程，不管去哪裡遇見誰都有一種無法形容的隔閡把他拉向孤獨。S說這結局一定要很悲哀才恰當。我說了我的結局構想，他說那夠悲慘沒問題。
睡前發現從洛杉磯回紐約的班機因為美東暴雪被取消了，之後兩天一改再改，最後改到星期一凌晨離開洛杉磯，結果一上計程車那班也取消了，只好麻煩司機折返。在E家混了大半天，假裝沒事幾個人一起看Paper Moon，跟F和Ｅ聊電影裡的爸爸有多壞。早上起來繼續著急，不回家拿器材要怎麼去西班牙拍攝？英國的製作人說沒關係，先到馬德里再說。找到當天下午有一班到歐洲的飛機，就這樣迷迷濛濛換了機票，穿過異常冷清的LAX國際航廈，登機前跟櫃檯要了一排空椅之後倒頭就睡，醒來已經在慕尼黑了。給柏林的老朋友A互相留話，她在家生病。登機前打給一個馬德里當地的攝影師，學了兩年的西掰牙文我開口居然說 “What’s up!”讓她整個尷尬大笑。
就這樣，早上才從洛杉磯機場折返，幾小時之後在舊世界抽煙的人群中招計程車，用破西班牙語跟哥倫比亞來的司機聊天。
上次到馬德里已經是2018年了，結束巴賽隆納的拍攝之後我跟一個同事偷溜到車站，買了傍晚的火車，十點多到Atocha，坐計程車衝到空無一人的Butin吃脆皮豬。後來被公司經理大罵一頓，其實我們也只錯過公司的慶功宴而已。他好像很嫉妒我們沒邀他，男人的自尊還真脆弱。那個時候一年衝四五次歐洲，覺得自己無所不能，但只是年輕而已，以為眼前還有很多時間，現在都不知道這些年自己到底做了什麼。
早上回完工作訊息之後到 Reine Sofia。看Guernica，Dhali和Miro。幾年前我跟容車遊西班牙北邊Basque時有路過Guernica，公園裡放了一幅複製的。沒想到原作那麼大，真實的大轟炸比我知道的慘烈。這段複雜的二戰綵排被簡化成左右派的爭執，納粹的戰機在西班牙的天空像演習一樣投放炸彈，之後全世界都捲入一場混戰。而現在我們也在繼續這意識形態的鬥爭。也許有一天城市會重新燃燒起來，把這些激進理想保守左右政治理論玉石俱焚。舊世界變成新世界。為首的變成末後的。
士兵死去了。剩下的只有藝術家腦中的恐懼而已：母親抱著死去的孩子在畢卡索筆下顫動，在博物館的牆上夜夜哭泣。
逛博物館累了下午散長步回La Plaza Mayor經過Butin看到有人在排隊，等了十分鐘進去了，點一個大蒜雞蛋湯跟脆皮烤豬，飽到兩天都不想吃肉。明天要聽當地攝影的建議去La Latina 走走，不然真像一個粗糙的遊客來馬德里只知道Butin和 La Chocolateria San Ginés。
傍晚回旅館為明天的拍攝工作做準備，快天黑走出去Gran Via買一頂棒球帽，路邊暗處有要錢的乞丐和談情說愛的少年。老人在車站出口拉小提琴，警車在大街遠方徘徊。溫暖的二月讓我想到台灣，有那種自由的感覺，蠢蠢欲動的初春融化了寒冬的害躁。我突然覺得有點茫然，也許只是滿街機車的汽油味讓我觸景生情，不自主的意識到那無所適從從的孤單。好像又回到了疫情前的自己，在一片古老的大陸上當一個悵然若失的旅人，永遠可以來去自如搭上夜車到一個陌生的城市探索，卻永遠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